廣州垃圾分類進入立法程序。日前，廣州市人大發布《廣州市城鄉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規定(草案)》向公眾征求意見，將在8月提交市人大常委會進行初審。此前，廣州已出臺相關管理辦法，該草案在其基礎上制定而成，對垃圾分類、分類收集、運輸與處置等方面的各方責任人都提出了行為規范，還提出了促進措施、法律責任等。

廣州市是推進垃圾分類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，相關的法規2015年就曾制定，現在重新修訂并走人大立法的程序，具有兩重意義：一是進一步增強垃圾分類的法律約束效力，從過去的政府規章升級為法規，更切合國家提出城市垃圾強制分類的導向;二是對原有的垃圾分類制度機制進行完善，補短板、堵漏洞，提供垃圾強制分類更堅強的法規支撐。

推進城市垃圾分類，立法不可或缺，但是僅只有立法是遠遠不夠的，這也為許多城市的實踐所證實。垃圾分類于居民而言，是文明習慣的問題，而文明習慣的培育是很長的周期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立個法、制定個規定，試圖畢其功于一役，可能有些理想化。

垃圾分類與定時定點投放，也不是單純的管理命題。比如，此前廣州的管理規定就有罰款制度，但效果并不明顯。強制分類的管理之余，重點還是如何在引導居民科學分類，并提供更多的服務對接，比如加強宣傳教育，加大基礎投入，抓好清運對接，建立獎勵機制，調動居民的積極性，比如一些城市推出可回收垃圾有獎積分、可回收垃圾沖充物業費等，都是不錯的嘗試。

更關鍵的是，垃圾分類還是垃圾回收利用的經濟命題。沒有回收利用的完整處理鏈條，垃圾分類意義就大打折扣。垃圾回收利用所產生的經濟價值，更是支撐垃圾分類入口環節的經濟基礎。如果垃圾分類成了賠本的買賣，那么垃圾分類所需的成本，有可能成為政府與居民的負擔，反過來影響和制約垃圾分類的推進。所以，讓垃圾處理變成產業，使得垃圾分類收集的可行服務與管理成為可能。

此外，垃圾本身是消費行為的產物，要從垃圾的產生源頭控量，如禁止一次性餐具與洗漱用品、治理過度包裝、對特殊行業如快遞實行包裝物強制回收和綜合利用，這些在征求意見稿中都有規定，是立法的亮點，不過，除了行政監管的手段之外，還缺少更有效的經濟調節手段，效果如何有待觀察，從一些城市單獨領域的治理來看，幾乎都步了“限塑令”的后塵，需要更有效的綜合治理手段。

總之，垃圾分類要管更要治，智慧還在立法之外，需要從長期性、系統性的角度來尋求方案與機制，逐步完善，形成體系，管治并舉，打好持久戰。